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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以经济学的观点看生活》

分节阅读_32

作者: 字数:4295 热度:45
最好”的结果?
  更加难得的是,阿罗不仅提出了问题,还给出了精彩的解答,他更是用当时经济学家们不怎么熟悉的逻辑符号,解决了这个从未有人提出,更没有人能够解决的问题。
  阿罗最初的想法是这样的,人类各种背景下的经济行为,都是在有限的几个方案中做出合理的选择。比方说,家庭要从不同的商品组合中做出选择,企业要从不同的生产方式中做出选择。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理性,其实就是将不同的选择方案进行比较,排列出先后顺序,并从中选取最好的方案。
  阿罗将这种比较选择的方法推广到政治领域,他的证明告诉人们,这种多数表决制度,事实上并不能保证能做出一个最优排序,这也被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。比如:要求A、B、C三人投票选择X,Y,Z三种可能的社会状态。假设A宁愿选X而不选Y,而且愿选Y而不选Z;B也宁愿选Y而不选Z,但却愿选Z而不选X;C和B一样宁愿选Z而不选X,但和A一样宁愿选X而不选Y。这样将会出现:X以A和C两票胜Y,Y以A和B两票胜Z,但是X胜不了Z,因为Z以B和C两票胜X。换句话说,在这个有三个表决者和三种可能性的简单例子中,民主的多数选择办法导致僵局。
  令大多数经济学家始料未及的是,阿罗的“不可能性定理”对政治哲学和福利经济学造成的影响是如此惊人,以致后来足有几百篇论文驳斥这个定理,最终,阿罗的定理经受住一切技术性批评,人们最终接受了这个纽约小伙子的观点。人们也将无数的荣誉授予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:经济计量学会会长,管理科学会会长、经济协会会长,最高荣誉是1972年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·理查德·希克斯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。
  阿罗经过严格的证明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悖论:如果我们希望整个社会理性,那么不可避免出现一个独裁者;但如果不要任何独裁者,那么做出来的社会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。阿罗的努力把人们的视线从市场民主延伸到了政治民主,他提出的疑问直接导致人们对福利经济学的怀疑,人们甚至怀疑“民主”本身。
  另一位经济学家跟随阿罗的脚步,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,他的名字叫阿玛蒂亚·森。这位来自印度的经济学家9岁时经历了印度孟加拉邦的大饥荒,这场饥荒中饿死了300万印度人,饥饿的农民到森的祖父家要饭的场景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,这也让森后来将毕生的精力都放在福利经济学领域。
  这位穷人经济学家将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进行了延伸,他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结论:如果将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进行弱化,那么社会选择可以理性,但这时会出现帕累托有效和最小自由之间的冲突。
  打个比方,你想把客厅刷成红色,如果全社会投票反对你就不能刷,这就是阿罗不可能定理。森把这个定理弱化了,比如你想把客厅刷成红色,这就是你的最小自由,因而你拥有这个权力。而森告诉我们:这样的条件下,虽然社会能够理性,但是这样的理性是无意义的。因为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小自由,那么整个社会就如同被掏了一个个“小窟窿”,剩余的选择才是社会选择,显然这样的理性无从谈起。
            几个漂亮的创新
  兼顾效率与公平是任何社会的目标,为了协调这对看似不能调和的矛盾,无数的经济学家们奉献了他们的智慧。
  阿罗首先证明所有完美市场是有效的,他的天才想法是,通过调整起点,利用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得到所有有效的结果。阿罗的方案被经济学家们称为“领跑理论”。
  让我们回到博尔特的百米赛跑中,显然因为博尔特最后没有全力冲刺的原因是因为领先第二名很多,因此如果想让所有的选手同时撞线,你就必须改变规则,让速度快的选手慢下来,然后大家一起冲刺,当然这是才能的浪费。还有一种方案,将某些起跑器向前搬,再把有的起跑器向后搬,以使所有的选手都尽快跑,比方说,将博尔特的起跑器向后搬5米,这样他就必须全力冲刺才能争取这枚金牌,因此在遵守通用规则的条件下,速度最快的选手必须跑更多的路,才能和最慢的选手同时到达终点。
  阿罗证明,在努力平衡竞争性市场中,这种方法能够奏效,它本身并不干预市场,而是通过一次性付款或一次性征税来调整起跑点。事实上,这种方法很像遗产税,改变财富分配的起点,并以此给大家重新公平竞争的机会,同时又保留了社会的延续性。
  当然,百米比赛的解决方案是相对简单的,只要调整起跑器的位置就可以了。然而在真正的经济市场中,当数十亿不同商品、动机、人才准备起跑时,谁来搬动起跑器呢,呵呵,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领跑理论只是一种大胆的主张。
  阿罗实际上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:可以让竞争性的经济体利用各种本领和原材料,利用每一次贸易、合作、教育、投入的机会,通过转移起跑点,让完美的市场完成其他的工作。
  但真的能这么做吗?
  面对今天的姚明,按照阿罗的方法,应该在他二十五岁时一次性收取数千万的重税,这样他仍有动力去不断的打比赛、拍广告赚钱,因为他无法通过减少比赛来避税,他赚的钱足以支付税款,并且能够让他住海滨别墅,在这种情形下,才能和其他人一样实现“结果公平”。
  方案是近乎完美的,缺点只有一个:无法实施。
 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领跑理论,恰恰相反,它有助于我们思考效率与公平问题的解决方式,我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,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能否挪动“起跑器”,而不是干预比赛,应首先考虑依靠市场调节,而不是对市场横加阻挠。
  除了“领跑理论”,经济学家们为了实现社会的效率与公平,还提出过很多漂亮的创新,其中米尔顿·弗里德曼提出的学生教育券和负所得税无疑是最精彩的。
  负所得税源于这样一种思想:应该鼓励那些低收入的家庭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,而不仅仅是依赖政府的补助。传统帮助穷人的方法是,设定一个收入平均水平,对那些低于平均线的穷人统一发放一定数额的补助,以满足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平。然而负所得税的做法改变了统一分配的原则,同样制定一个收入平均水平,然后根据每个家庭的收入差别,分别制定税收门限,当一个家庭收入超过平均水平就应该收取正所得税;而当一个家庭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时,就应该收取负所得税,即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,但是这样的补助应该和家庭收入有关。
  因此,负所得税的好处是,在确保最低收入的同时,又避免了现行福利计划的大部分缺陷。它使得税收集中用于穷人。与众多的现行计划相比,负所得税有这样一种伟大的优点:它使得公共基金根据穷人的收入不同进行差别分配,而不是无目标地分配资金。
  事实上,负所得税将贫穷的人当作认真尽责的人来对待,而不是当作无能的、受国家保护的人来对待。负所得税通过货币的形式,并且按照收入这一客观的标准来给予穷人帮助,使穷人担负起对其自己的福利状况的责任,从而促进独立与自立习惯的培养。负所得税能够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,而与此同时又保持穷人小规模地、循序渐进地进行自助的动力,因此它既可以更多地帮助穷人,又可以大大地减少耗费。
  教育券的想法相对简单一些,它的办法是取代过去将钱直接补贴给公立学校的做法,而将教育券直接给予各个家庭,以便他们能够将孩子们送进自己选择的学校。这一想法实际上相当于给父母们提供了“选票”,父母可以根据学校的优劣进行投票。
  弗里德曼认为,政府要是真想帮助穷人,不要设立更多的公立学校,因为公立学校必然是官僚或者低效的,而应该给学生们教育券,不强制他们上公立学校,他们可以拿券去私立学校抵冲学费,然后政府再为私人学校兑换教育券,这样能够增加学生们的选择性,加强了学校间的竞争。
  教育券方案的提出立刻得到家长的鼓励,但是遇到了来自教育机构内部和外部的抗议风暴。教师们将这种做法看作是一种联合起哄的方式,而行政管理者也惧怕他们会失去对预算和任免的控制,更多的人则担心它会毁灭教育的平等主义原则,因为富裕的父母能够将他们的孩子送进更昂贵的学校,而贫穷的父母并没有能力承担高额的学费,由此会带来教育资源的两极分化。
  尽管反对声此起彼伏,但人们仍然在美国加尼福利亚州的一个地区进行了实验,不过,在该地区试验的结果却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,因为当地首先制定了这样一项措施,任何一位因该试验而离开学校的教师,将会被优先分配到其他学校工作,这就保证了没有教师因为“落选”会被赶到大街上去。
  这一措施的实施几乎改变了整个计划,因为这将保证那些不受欢迎教师的境况不会恶化,最终,尽管这样的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学校的教育质量,但实际上,“好”学校很快就达到了它的最大负荷,而那些给学校投反对票的学生也不得不仍然回到教室里上课,并且很快这样的措施引发了一连串的次级效应:好学校开始筛选他们想要的学生,教师们也将注意力放在如何获得“选票”上,试验的结果远远偏离了人们最初的意愿。
            不完美的经济学
  如果说在人类社会中,爱情是古老而永恒的话题,那么在经济学中,这个话题就是效率与公平。面对这个人类永恒的话题,无数经济学家为它奋斗终身,其中有庇古、帕累托、马歇尔、罗宾斯、卡尔多、希克斯、萨缪尔森、弗里德曼、阿罗等等,他们为全人类的梦想而努力,这种努力超越了学术的界限、国家的疆土。
  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帕累托,他所建立的帕累托最优也成为经济学家们追求的理想。而随着阿罗的“不可能定理”,今天的经济学家们似乎才真正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如果每个人都是理性的,那么所有人集合在一起是理性的吗?这是社会选择要研究的命题,阿罗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,他把经济问题拓展到社会领域,引起了全社会对公平和效率的讨论。
  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,这将是一个困扰经济学家的永恒话题。而无论是效率问题还是公平问题,都是和我们经济体制的不完善联系在一起的,直到今天,经济学家们都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,不过请相信,请相信经济学家们正在为此努力着。
 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,明天的经济学会更加美好。
  我想用最后一个问题结束本章的话题:
  3个人到你那里找工作,你只有1个岗位,他们的个人能力和工作表现都一样,你的目标是希望通过雇佣使得社会更加美好。
  第一个人是这三个人中最穷的,如果提高人类福利是你最主要的目的,那么你该雇佣他。
  第二个人是最不快乐的,这份工作能够使他更加快乐。
  第三个人既不是最穷的,也不是最不快乐的,但他有慢性病,这种病会影响他的一生,这份工作能够为他治病提供经济保障。
  谁该得到这份工作呢? 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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